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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发布时间:2020-07-13 16:35:04 阅读: 来源:排焊机厂家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们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瘦弱的背影时则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

事隔数十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二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

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对沈从文相知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也曾在笔下流露一二: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这是沈从文一九五一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浸润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

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史树青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业务上靠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关系。老同事杨文和说:馆里有一段时间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房,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间房,馆里就是不松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

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汪曾祺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萧乾身上也曾出现过。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萧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那一难堪局面:

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老朋友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沈从文没有因事找过他。一九五八年三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

在老同事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尽管情况各异,但都依据上面精神,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采取冷处理的办法。

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史博物馆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具、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馆里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帮助。记得有一本馆里图书《历代古人像赞》,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写字条贴在书里,让别人看时注意,比如此像在何处可找,为何比别处更好之类话语。沈先生在馆里解说时,连小脚老太太都接待。他还在库房编目,规规矩矩地做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还买来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给馆里,便于接待外宾。沈先生在学生面前从来不说苦恼,只谈业务。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学生,内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证。学生要写《中国染织》,他就用毛笔抄了一大沓材料给他们。文革中吃了苦头,有些学生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他们去,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 他给云六大哥写信,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文坛实在太呆板了。 汪曾祺、林斤澜等学生辈的作家见老师过于冷落,有时会拉他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林斤澜记得这样一次会议: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后来搞政治运动,沈从文就找机会躲着不来。有时碰到李之檀,就悄悄地问:还没批判完? 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面对满墙大字报,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 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一九六二年范曾来到历史博物馆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 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 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 沈从文跟陈乔、史树青他们一起关进牛棚,挨斗挨批之余,就是清扫厕所,拔草。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人来人往的景象,然后回过头对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 文革渐近尾声,一九七四年,七十二岁的沈从文找到馆长杨振亚,谈话中流下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激动之中给杨振亚写了长信,信中写道: 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做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 这么庞大的学术专题中,只有服饰史由于周恩来的关心一直编著着,等待着出版的机会,其他的专题研究和出版都烟消云散,领导上无暇顾及这些亟需抢救的研究结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饰研究大样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沈从文压抑不住悲愤,在信中倾诉道:无人接手,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无尽的痛苦表露无遗。无奈,还是无奈!他被迫离开历史博物馆,再也没有回到那呆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筑里。常去探望的林斤澜描述道,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 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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